黄浦江畔的“双面舒曼”

舒曼所处的时代，是浪漫主义作曲家集体仰望贝多芬、又不得不寻求自我突破的年代。当“乐圣”将德奥交响传统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后继者无不面临同一难题：如何在尊重交响曲结构范式的同时，实现浪漫主义个性表达的自由？这既是一种美学张力，亦是一场时代抉择。5月20日晚，指挥家许忠携苏州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呈现“永恒的旋律”音乐会，将几个月前于金鸡湖音乐厅上演的“完全舒曼”系列带至黄浦江畔——从《降B大调第一交响曲“春天”》（简称“春天交响曲”）的春日畅想，到《C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精神苦旅，两部作品分置于上下半场，一明一暗，一轻一重，共同勾勒出作曲家内心世界的双重面向。

舒曼为“春天交响曲”写下的开头，并非渐进的春光，而是小号齐鸣、铜管高奏，一如春雷乍响直击沉寂。苏州交响乐团准确把握住这一瞬时的精神指向，将其处理得明澈而不张扬，音响中隐含着结构张力与情绪生长。定音鼓层层铺展出春色的质感，鼓槌所至，非激昂喧响，而是克制中生发的诗意回声。随后，弦乐轻盈游走，如初绿拂风，颇具门德尔松“精灵风格”（Elfinstyle）之跃动。许忠的肢体语言与这层次分明的春意保持高度一致，他右手执棒，气韵由上而下，不疾不徐，有序拨动着每一条声线的走向。左手则颇具抒情意味，指尖翻动如碧波荡漾，偶尔俯首竟如“拾月”般温柔。

我始终认为，真正打动人的慢板乐章，从不在于“慢”本身，而是它如何使时间沉潜为内在的情感深流。舒曼在此将慢板乐章的心理深度淬炼至极致，悲与欣、轻与重交织于一体，最终升华为一种澄澈的存在。此刻，观众已不再留意许忠如何调控节奏，反倒被其神情深深打动：空寂与希望并存，执念与怜悯交映。他并非意在诠释，而是让音乐以如其本然的姿态自行显现。

告别了第一乐章的春之律动与第二乐章春夜之沉静。第三乐章的主题旋律在弦乐与木管间轻柔旋绕，音型时而滑落，时而回旋，如春风拂过枝头，不惊不扰。渐至终段时，乐思渐渐隐入远方，如话语未尽，只留余韵在空气中徘徊，这是颇具舒曼气质的表达方式。末乐章主题一亮相，俏皮之感扑面而来。管乐与弦乐在交替中时而对话、时而制衡，如春光流转，妙趣横生。接近尾声时，许忠有意延长了休止的呼吸，仿若春意被悄然定格。那一刻，时间像是被悄悄拎起又放下，只留听众悬停在片刻的静止中自我倾听。随之而来的强终止，如掷地有声的一记春雷，为整部交响曲画下沉稳有力的句点。作为舒曼婚后第一年创作的作品，“春天交响曲”看似描绘春意盎然，实则每一个音符都在述说爱情的胜利。

下半场的舒曼，不再是晨光初绽的诗人，更像一个在阴翳中缓步探路的灵魂，不断尝试在秩序中捕捉爱、痛、希望等稍纵即逝的情绪。创作《C大调第二交响曲》时，舒曼正饱受抑郁与耳鸣困扰，却未将苦难外化于作品，反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浪漫主义英雄气质。同样以铜管开篇，但此处的号角不再高举希望的旗帜，更像是从心底深处升起的召唤。许忠对此段的处理略微缓慢，引领的并非表面律动，而是情绪的暗流地貌。他有意将号角声处理成若隐若现的存在，不是冲破黑夜的呐喊，而是乌云压顶之下的片刻犹疑，如未落的雷鸣，在厚重的空气中盘桓不去。

李斯特曾指出，舒曼努力调和自身的浪漫气质，在欢乐与痛苦之间挣扎。他常因一种隐秘的冲动，以幻想甚至奇异的方式处理古典形式。由此可见，第二乐章虽借谐谑之名，实则结构繁复，毫无轻盈之感。弦乐如一根绷到极限的弓弦，音型迅疾交替，延续着第一乐章的心理张力。这是一种焦灼而近乎逼仄的节奏压迫，亦是疾行于精神迷宫的自我逼迫。迟来的第三乐章柔板，仿若百转千回后的静默疗愈。木管声线低回游移，每一次转折皆似从意识深处返照而来，携带记忆的褶皱与现实的重量，像在搭建一个静谧的冥想空间。舒曼在深情旋律与精致对位中，将对巴赫的敬意引入聆听的深层结构。在此，他卸下前两个乐章的心理防线，全然交托出一个未加掩饰的自我……终乐章以明快的节奏与C大调开启，仿佛重云初散，内在秩序得以重建。舒曼在此引入贝多芬《致远方的爱人》的动机，作为对克拉拉的深情回应——既是情感的回声，也是意志的唤醒。

在这个因读音似“我爱你”而被悄然赋予情感重量的日子，听一场舒曼的交响曲。从“春天交响曲”的春意盎然、万物苏醒，到“第二交响曲”的沉郁低回、意志锤炼，仿若舒曼在向世人诉说：“爱，从不只是轻盈，它也曾在痛苦中缓慢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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