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的诱饵：机器迷境与人生逃避

苏婉/文从早上睁眼开始，我们的目光就需要在不同的电子屏幕之间来回移动，我们伸出手指，快速地触摸各式各样的按键。社交、工作、购物、游戏，机器让一切变得如此简便。人与技术、机器的纠缠，已成为当代生活的根本特征。

《运气的诱饵：拉斯维加斯的赌博设计与失控的机器人生》（2021）所讲述的，也许并不是这种随处可见的人机交互日常，它所展现的是滑向极端的人机关系，却也是普通人对机器成瘾的故事。

机器迷境

80年代的实验结果证明，赌博的机器化才是盈利增长的关键。以老虎机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21点、花旗骰这类铺着绿毛毡的桌面游戏是赌场主角，老虎机只能摆在角落里。早年的老虎机不过是投币口、拉杆和转轮拼凑起来的简单装置，无法吸引正牌赌客。随着老虎机在机械层面精益求精，逐渐升级为超过1200个独立零件组装起来的复杂机器，玩家可以选择的概率、下注大小和特殊效果组合变得无穷无尽。玩家们开始被深深吸引，1984年时，只有30%的本地居民认为老虎机是喜欢的赌博方式，10年后这个比例提升到70%。

在老虎机逆袭过程中，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关键因素：各州政府为了在不增税赋的情况下扭转经济颓势，对此进行了正向宣传，他们希望民意认可这项活动，把玩老虎机看作一种主流的消费娱乐，而不是一种道德滑坡。法律也紧跟着这种导向背书，1969年内华达州立法院通过了“公司赌博法案”（CorporateGamingAct），这一法案废除了原先对股东背景的逐一审查，允许任何人收购和新建赌场。有了法律背书，资本从华尔街流入赌城，赌场从有组织犯罪团体手中转移到上市公司。与此同时，逐渐成熟的数字技术进入日常应用，让消费者对屏幕互动越发熟悉，这在体验上增强了赌博机器的吸引力。

运气的诱饵:拉斯维加斯的赌博设计与失控的机器人生

[美]娜塔莎·道·舒尔/著

李奇/译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1年12月

“以玩家为中心”

但是，在舒尔看来，种种设计都是向不可自拔境地的险恶引导。目的是延长玩家的机上时间（time-on-device，TOD）。是的，这是一个专门的商业术语。舒尔所列出的众多赌博机设计中，70年代诞生的“虚拟映射转轮技术”最具有代表性，这种技术让拉杆拉动的不再是物理转轮，而是一个可以编程的电子芯片，它让数学化的编程成为赌博业中的新神。赌博机器编程大师会在随机生成的数与屏幕上显示的结果之间加入虚拟转轮映射，这个技术可以独立于机器的真实转轮，把绝大多数的“虚拟停止位”映射到实际转轮上低赔付或零赔付的空位上，仅把极少数映射到赢位。游戏设计者还把超出正常比例的虚拟转轮停止位映射到物理转轮上紧靠获胜图案的空位上，从而造成“差一点就能赢”的近失效应（nearmiss），把损失粉饰为近在咫尺的成功，引诱玩家们继续开局。

这种对运气的黑箱化修改，毫无公平可言。实时监控赌博数据、分析用户类型的会员卡，以及为了不断适应玩家技术耐受性而做的密集调研，连同虚拟映射转轮在内的各种“创新”设计，共同促成了一种“持续的赌博生产力”，让赌客提升频率、延长时间和增加花费。

讽刺的是，这种看似服务于消遣和娱乐的机器成瘾术，原理上借鉴了制造业在19、20世纪发展出的劳动时间管理和资源管理技巧。游戏的节奏永远由机器来控制，就像管理流水线工人一样，赌博机器的设计，就是为了让玩家把尽量多的产出收益的动作，压缩在尽量小的时间单位内。

在这当中，盈利最大化才是机器设计的中心思想，而不是玩家体验和他们可能被困住的人生。

成为机器

机器赌博是如何让人上瘾的？是渴望以小博大的金钱欲望吗？还是在不可测算的运气中寻求刺激？舒尔拒绝这种看似常识性的解释。与传统纸牌等赌博游戏不同，机器赌博缺乏符号学深度，也没有存在主义戏剧中的刺激，这种孤独的、沉浸式的活动带给赌博者的是高度的安全感和确定性，正如书中的一位受访人所说，“我赌博不是为了赢钱，而是为了继续玩下去，为了待在机器的迷境（Zone）里，把其他一切都忘掉。”

只是为了娱乐吗？如果是，那只是因为商业话语将“娱乐”定义得过宽，“娱乐”成为一个轻飘飘的万用幌子。赌博业的营销创新者说，他们的用户想要的并不是刺激性、参与性或主体性得到的满足和尊重，更不是单纯的娱乐，而在于不被中断的心流、沉浸和忘我的体验，这甚至被称之为“赌博游戏的神圣本质”。

赌博者最容易进入迷境状态的时候，是他们分不清自己的行动与机器运转之间的边界之时，这是一种自己的意愿与机器的响应之间的高度协同。舒尔借用儿童发展研究中的概念，称之为“完美的偶发性”，即一种婴儿早期阶段所需要的与母亲身体无缝衔接的融合状态。按理来说，3个月以上的幼儿开始逐渐接受外界的不确定性和挫败感，孤独症儿童除外，他们依然不能容忍社交中的不可预测性。赌博中的游戏玩家进入的也是“功能性孤独症”的状态，在没有任何现实不确定性、任何其他人的行动干扰的情况下，玩家与机器的紧密耦合使得机器相对人的“他异性”消失了。

与身体一起被消解的还有赌客的人生，高强度的机器赌博悬置了选择、社交、金钱价值和时间——几乎是现实生活的全部内容。每个现代社会的个体命运是终身选择并为每一样选择负责，赌博机不但排除选择，也在成为风险模拟器的同时，给了赌客们足够的掌控感。赌博机让赌客免于社交，从复杂的情绪劳动中解脱出来，成为最大化的自我。

对某些成瘾者而言，赌博并不是用以怡情的娱乐，而是死亡驱力的“诱惑”。这在有过创伤经历的人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经历了一次灾难性医疗起死回生的乔安妮迷恋做危险的事，她感到赌博也是一种冒险，输个精光的过程有一种“拿命在玩”的感觉，这个过程“既通过重演帮她控制濒死经历带来的创伤，也带她进入超越一切创伤的零度迷境”。17岁时经历了强奸并差点被勒死的黛安则说，知道自己被人杀过，还被丢下等死，那是种奇怪的感觉。赌博让她更接近于那种麻木的解脱感，在这种状态下，快速进入结局的方式满足了她“既想控制人生又想让人生消失”的渴望。

心流与成瘾

千奇百怪的成瘾，是现代人的病症。“心流”这个常被用于描述“正能量”的概念，也被赌博业用以描述机器赌博能带来的沉浸感。发明心流（flow）的心理学家米哈里·齐克森米哈伊承认，任何一种心流活动都会有潜在的成瘾性，在注意力高度聚焦于某种活动的“沉浸式”体验中，人可以踏入悬停的时空，暂时忘却纷乱的现实。心流被广泛地用于描述冥想、瑜伽、阅读、演奏乐器等积极活动的原理。只不过“向前逃避”的人，在心流中可以进行全神贯注的创造活动或重新找回自我平衡，而“向后逃避”则仅仅意味着用重复行为迷失自我，但却没有收获任何自我实现。机器赌博就是一种典型的“向后逃避”。

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伦理主张是，个人应该全权为自主选择的行为负责，成瘾者既然选择了赌博，就应该对其机器人生承担全部责任。对此舒尔并不认同，他尖锐地提出，赌博行业及监管部门需要改造或责令改造那些机器。她的调研结果显示，一系列要求赌瘾者逃出困境的戒赌治疗，效果要么不佳要么反复。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成瘾者意志力薄弱，是机器的设计本就不该如此构陷饱受现代性病症折磨的人类。